新式学堂是晚清西学传播的重要途径。在晚清，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引起了教育领域的变革。新式学堂的出现就是这种变化的重要表现。晚清出现的新式学堂主要有3种类型：第一类是由外国教会创办的学堂，它们出现最早；第二类是由清政府开设的近代学堂；第三类是由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及各种民间团体创办的新式学堂。今天小编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就开始在中国创办学堂，不过为数很少。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教会取得更多的传教特权，兴起了办学热潮，教会学校数量与日俱增，办学水平也有提高，不仅兴办了一些中学，而且还出现了少数大学。教会学校的宗旨是“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先生和领袖”，以便用基督教征服整个中国。基于此种目的，教会学校便把宗教、科学知识、四书五经及英语当成基本教学内容。清政府兴办新式学堂是从1862年创设京师同文馆开始的。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共举办了这类学堂20余所，以培养外语人才、军事人才和技术人才。
这些学堂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传统教育的窠臼，但都程度不同地采取了西方近代学校的某些体制教法，开设了一些自然科学、外语之类的课程，传播了一些域外新知。1901年“新政”以后，清朝教育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近代教育体制逐步建立起来，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清末的新式学堂，既不同于旧式私塾，又不同于中日甲午战前的洋务学堂，近代色彩更加鲜明。清政府在1902年颁发的《钦定中学堂章程》对所开课程作了这样的规定：“修身第一，读经第二，算学第三，辞章第四，中外史学第五，中外舆地第六，外国文第七，图画第八，博物第九，物理第十，化学第十一，体操第十二。”
尽管此期的清朝官方教育以“中体西用”为宗旨，但近代学科知识的比重大大增加了，官方学堂亦是传播西学的重要途径。创办新式学堂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新兴资产阶级所从事的一项重要活动。改良派和革命派对此都很重视，并付出了实际努力。这些机构在介绍西学、传播维新变法思想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维新派在湖南长沙设立的时务学堂，采取中西学并重的方针，分经学、子学、史学和西学几科，不仅教授自然科学，而且还宣传了西方的进化论、民权说，培养出蔡锷、林圭等人才。辛亥革命期间，革命派也办了许多学校，以培养“革命之健儿”、“建国之豪杰”。
爱国学社、爱国女校、大通师范学堂等便是其中的著名者。这类学堂办学宗旨比较开明，没有官方学堂的种种限制，“重精神教育以自由独立为主”，在教学内容上，西学重于中学；成为培养革命人才的重要场所。除了学堂之外，晚清西学东渐的途径还有翻译出版机构。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就提出“访夷情”、“译西书”的主张。林则徐为了翻译西方书刊，聘请梁进德、袁德辉等为译员，从事翻译工作；把部分内容辑成《华事夷言》，开晚清译书之先河。然而最早出现在中国的近代翻译出版机构则是外国传教士在19世纪40年代创办的墨海书馆(1843)、华花圣经书房(1845)，翻译出版了批晚清较早的西学书籍。
60年代以后，由外国人掌握的出版机构有美华书馆、益智书会和广学会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广学会。广学会，初名同文书会，1887年成立于上海，后改名广学会。其成员主要是寓沪的外国人，有传教士、外交官、租界官员及在华的外籍知名人士。英人赫德是它第一位会长。广学会是在宗教旗号下从事文化活动的社团，以编译西书为主要工作。据统计，1887-1900年，广学会共出版书籍约176种，到191年，共出版461种。其中非宗教性书籍占一多半以上涉及哲学、法律、政治、教育、实业、天文、地理、博物、理化等十几个方面。同时还发行多种刊物，主要有《万国公报》、《孩提画报》、《训蒙画报》、《大同报》、《中西教会报》、《女铎》等。
书报发行点遍布全国，1898年有28处，到次年增至35处。广学会是清末编译西书、介绍西学最多的出版机构之一。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西书，并成立了相应的翻译出版机构。最重要的机构就是创设于1868年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也兼有译书的职能。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立后，聘用徐寿、李善兰、华蘅芳、赵元益等中国学者及伟烈亚力、傅兰雅、林乐知等外国传教士为译员，有组织、有计划地编译西方科技类图书，较系统地介绍了近代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及各种技术知识。
仅到1880年为止，该馆译成西书共143部，已经出版者达98部。京师同文馆也设有印书处，馆内师生不断译印科技书籍，到1888年强学书局成立前，编译西书20余种，为西学的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日甲午战争后，在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影响下，中国的近代出版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各种译书机构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比较重要的有：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897,上海)、大同译书局(1897,上海)、译书公会(1897,上海)、译书汇编社(1900,日本东京，在上海设有总发行所)、广智书局(1901,上海)、江楚编译局(1901,南京)、教育世界出版社(1901,上海)、文明书局(1902,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06)、中国医学会(1909,上海)等。
此期的翻译出版机构不仅数量多，而且情况复杂，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有设在国内的，还有设在国外的。出版的书籍除了有科技类外，还有大量人文科学类，而且后者比重越来越大，构成此期西学引进的主要内容。值得提出的是，此期的国内学者把求学目光转向日本，以致在中国出现了日文西书翻译热。他们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富国强兵，取得成功的经验，可资中国借鉴；另外，中日文字相近，译日文较译西文更易，是学西方的捷径。19世纪末20世纪初，翻译出版的日文书籍大量增加。日文书籍的翻译出版，丰富了引进外来文化的内容。看完文章后，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积极留言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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